戊戌前后“富强”话语变迁中的国家治理逻辑转换
李耀跃
“富强”一词在近代中国的形成是涵摄于国家现代化命题的话语变化。甲午战前的“自强”“求富”之策多囿于传统国家-社会关系的调适,至戊戌时期,通过广泛社会动员推进“商力”“民智”以致“富强”的话语系统,在国家治理层面得以确立。戊戌时期新型经济管理部门的创设、鼓励民间投资实业的法令、知识传播理念和方式的转变,使国家治理内容和规模呈扩张趋势,塑造着现代国家治理结构意义上的国家-社会关系。清末“富强-宪法”实践超越了戊戌变法的国家治理转型进程,也延续着戊戌时期“商力”不振、“民智”未开的国家-社会关系脆弱性问题。从这个意义上可以重新审视戊戌变法作为历史“时刻”的划时代意义。